王安石简介

《宋史》评价
　　《宋史【shǐ】·论》曰：朱熹尝【cháng】论安石“以文章【zhāng】节行【háng】高一世，而尤以道德经【jīng】济为己任。被遇神宗，致【zhì】位【wèi】宰相，世方仰【yǎng】其有为，庶几复见二帝【dì】三王之【zhī】盛。而安石乃【nǎi】汲汲以财【cái】利兵革为先务，引用凶邪，排摈忠直，躁迫强戾【lì】，使天下【xià】之人，嚣然【rán】丧其【qí】乐生之心。卒之群奸嗣虐【nuè】，流毒四海【hǎi】，至于崇宁、宣【xuān】和之际【jì】，而祸【huò】乱极矣。”此天下【xià】之公【gōng】言【yán】也。昔神宗欲命相，问韩琦曰：“安石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安【ān】石为【wéi】翰林【lín】学士【shì】则有余，处【chù】辅弼之【zhī】地则不【bú】可。”神宗不听，遂相【xiàng】安石。呜呼！此虽宋氏之不【bú】幸，亦安石【shí】之不幸也。

北宋的评价
　　元祐元【yuán】年（1086），王安石去世后，司马【mǎ】光曾说：“介【jiè】甫【fǔ】文章节义过人处甚【shèn】多，……方今【jīn】……不幸谢【xiè】世【shì】，反复之徒必诋毁【huǐ】百【bǎi】端，……朝廷宜【yí】加厚礼，以振浮薄之风。”。司马光【guāng】对王【wáng】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，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，进行了全盘否定。北宋时期，其【qí】反对派【pài】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【píng】，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【jí】其后【hòu】学：“学术【shù】不正”，“坏了读【dú】书人”，但是朱熹对【duì】王【wáng】安石个人【rén】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。

南宋至晚清
　　王安石本以“天变【biàn】不【bú】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【zú】恤”，锐【ruì】行变法，但因性格、运气、旧党及【jí】富豪反对和用【yòng】人不当，导【dǎo】致变法失败，其人【rén】亦【yì】被旧党【dǎng】标【biāo】上【shàng】“变【biàn】乱【luàn】祖宗法度，祸国殃民”，所【suǒ】促【cù】成的【de】党争【zhēng】更加速了北宋亡国【guó】。宋高宗为开脱【tuō】父兄的历史罪责，以靖康【kāng】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，把“国事失图”由蔡京上溯【sù】至王安石。绍兴四年五【wǔ】月【yuè】宋高【gāo】宗诏命【mìng】重修《神宗实录》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【jī】调，这一定谳对于【yú】后世【shì】产生了【le】深远影响。王安【ān】石作为北宋亡【wáng】国元凶的论调，经【jīng】宋国史至元人修《宋【sòng】史【shǐ】》所承袭，成【chéng】为中国【guó】皇权【quán】时代官方定论。
　　南宋以后【hòu】，王安石变【biàn】法【fǎ】总体上是【shì】被否定的，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【fǎ】措施【shī】则有不同程度的【de】肯定看法【fǎ】。在诸新【xīn】法措施中，尤以科【kē】举【jǔ】改革、免【miǎn】役【yì】法、保【bǎo】甲法、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。
　　持肯【kěn】定者【zhě】在南宋有陆九渊，元朝有【yǒu】吴澄、虞集，明朝有陈汝【rǔ】錡【yǐ】、章衮，入清【qīng】后有颜元【yuán】、李绂、蔡上翔、杨希闵【mǐn】、龚自珍、陆心【xīn】源等【děng】。王夫之认为王安【ān】石的“三不足”之说是“祸天下【xià】而得罪于【yú】名教”。如蔡【cài】上翔以为“荆公之时【shí】，国家全盛，熙河之捷，扩地数千里，开【kāi】国【guó】百年【nián】以【yǐ】来所未有者。南渡【dù】以【yǐ】后，元祐诸【zhū】贤之【zhī】子孙，及【jí】苏程之门人故吏，发愤于党禁之祸，以攻【gōng】蔡京为未【wèi】足，乃以败乱之由，推原于荆公，皆妄说也【yě】。其实徽钦之【zhī】祸，由于蔡京。蔡京之用，由【yóu】于【yú】温公【gōng】。而龟山之用，又由于蔡京，波澜相推【tuī】，全与荆公无涉。”
　　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【de】原因主【zhǔ】要有【yǒu】两点：其一【yī】，他【tā】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，对王安【ān】石的【de】褒扬，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【zūn】重【chóng】和敬仰“乡贤”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【xiàn】；其【qí】二，颜【yán】元、龚自珍肯定【dìng】王安石及其变法，与【yǔ】他们和王【wáng】安石有【yǒu】着相近的思【sī】想理路分不【bú】开。
　　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【biǎo】性的批判意见有三【sān】点：一是认为王安【ān】石变乱祖宗法度，“祸国殃【yāng】民”，最终导致北宋亡国。这个观【guān】点定于南宋初期的【de】《神宗实【shí】录》，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《宋史》所承袭，成为元【yuán】明清【qīng】时期的官方定论【lùn】，不仅为史家【jiā】所认同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【jiē】受。二是【shì】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。荆公新学【xué】是【shì】王安石【shí】变法的指【zhǐ】导思想和理【lǐ】论基础【chǔ】，自宋理【lǐ】宗取缔王安石【shí】配享孔庙后，荆公新【xīn】学所【suǒ】遭受的抨击之【zhī】严厉，要【yào】远【yuǎn】甚于对新法措【cuò】施的否【fǒu】定【dìng】。南宋理【lǐ】学家对荆【jīng】公新【xīn】学的批判主要【yào】集中在两个方面：一【yī】是斥【chì】荆公新学为异【yì】端邪说“于学不正【zhèng】”、“杂糅佛道”或“学本出于形名度数【shù】”，二是把新【xīn】学【xué】作为【wéi】变乱祖宗法度而【ér】致北【běi】宋亡国的理【lǐ】论依据，予以无情打【dǎ】击。由于理【lǐ】学在元明清被定为【wéi】一尊的统【tǒng】治思【sī】想，“是当【dāng】时【shí】思想【xiǎng】的主【zhǔ】流【liú】”，荆公新学【xué】作为异端邪说【shuō】遂成不易之论。三【sān】是把王安【ān】石的诸项新【xīn】法称为聚敛之术“聚敛害民”。把王【wáng】安石的理财思【sī】想视作兴利之道“剥民兴利”，是北宋【sòng】熙宁、元祐【yòu】时反变法派批评【píng】新法的主要观点，自南宋至晚【wǎn】清仍【réng】是绝大多【duō】数史家和思想【xiǎng】家评议王安【ān】石新【xīn】法【fǎ】的基本观点之一。

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：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
　　梁【liáng】启超《王荆【jīng】公》是20世纪评【píng】议【yì】王安石【shí】及其新【xīn】法影响最为持【chí】久的著作。《王荆公》为王安石及其【qí】变【biàn】法彻【chè】底翻案【àn】。梁启超称王安石“三代【dài】下求完【wán】人，惟公庶足以当之矣”，他把青【qīng】苗法【fǎ】和市易法看作近【jìn】代“文【wén】明国【guó】家”的银行，把免【miǎn】役法视作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”“实【shí】国史上【shàng】，世【shì】界史上最有名誉【yù】之社会革命”，还认为保甲法【fǎ】“与【yǔ】今世所谓警【jǐng】察者正相类【lèi】。”胡适也有类似的评价，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【qí】变法的方方面面，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【shù】人所【suǒ】尊奉，而【ér】成【chéng】为20世纪前半叶的【de】主流【liú】观【guān】点。
　　1949年以来的评价：肯定说、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
　　一、对王安石及其变法【fǎ】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。研究王【wáng】安石变法【fǎ】并产生较大影【yǐng】响的学【xué】者，当【dāng】推邓广铭先生【shēng】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。他们在肯定王【wáng】安石及其变法的性【xìng】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的肯定又不尽相同,其特点是：一是【shì】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【sī】想性，即【jí】把王安石变【biàn】法置于【yú】宋代【dài】特定的时代历史环【huán】境【jìng】中。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【xiào】果基【jī】本持【chí】肯【kěn】定态【tài】度，即【jí】王【wáng】安【ān】石变法在【zài】实【shí】现其富【fù】国强兵，推【tuī】动【dòng】了【le】宋【sòng】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【zhǎn】和历史的前进。三【sān】是对司马光【guāng】及其反对派的否【fǒu】定，认【rèn】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【pài】的政治运动【dòng】阻碍了历史的【de】前进。这是对自南【nán】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【shí】的【de】传【chuán】统观点【diǎn】的彻底否定，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【yǒu】所不同，梁启【qǐ】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【àn】并【bìng】未否定司马【mǎ】光。四【sì】是王【wáng】安石变法的失败【bài】原因【yīn】一【yī】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、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【yǐ】及宋神【shén】宗的【de】动摇和过【guò】早的去【qù】世。
　　二、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【jiā】的杰出【chū】代【dài】表，把其变法看作【zuò】是儒【rú】法【fǎ】斗【dòu】争的典【diǎn】型事【shì】例而遭到批判和【hé】否定【dìng】。在1973—1976年10月间，相【xiàng】关文章共发表【biǎo】150多【duō】篇。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【sān】类：一是“四人帮”的宣传班子，专门为“四人帮”制造舆论，他们炮制【zhì】的文章虽然不多，但分【fèn】量【liàng】甚重【chóng】，犹如重磅炸弹，一时【shí】影响极大。罗思鼎《从王安石变法看儒【rú】法论战【zhàn】的演【yǎn】变【biàn】———读<王荆公年谱考略【luè】>》。二是工【gōng】厂、学校和【hé】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【zǔ】撰写的文【wén】章，都根据“四人【rén】帮【bāng】”的调子，上纲上线【xiàn】，无学术意义可言【yán】。三是一些【xiē】专家、学者经受【shòu】不【bú】住强大的政治压力【lì】，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【zuò】和文章【zhāng】。1977—1979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【piān】文章批判和矫正“四【sì】人【rén】帮”对【duì】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【niǔ】曲，并力图【tú】澄清一些基本史【shǐ】实【shí】，还原历史【shǐ】的【de】本来面目。
　　三、进【jìn】入20世纪80年代以【yǐ】后，学界出现三种【zhǒng】意见：肯定说、否定【dìng】说和不完全肯定说。1980年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第【dì】3期【qī】发表【biǎo】了王【wáng】曾瑜先生的《王安石变法简论》，对王【wáng】安石变法的再【zài】评价随【suí】之【zhī】而热烈地【dì】展开。肯【kěn】定说基本【běn】承接了五六十年【nián】代以【yǐ】来的肯定性意见。否定【dìng】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，第一【yī】种是对【duì】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【diǎn】的全盘否定：王安石不应算【suàn】作中小地主的代表，王安石变法的【de】客观【guān】效果【guǒ】是加重了对农民的负担，阻碍了商【shāng】品经济的【de】正常发【fā】展，变法期间社【shè】会【huì】矛【máo】盾【dùn】依然尖【jiān】锐，一句【jù】话王安石“富国有术，强兵无方”，应予【yǔ】以【yǐ】基本否定。另一种否定意【yì】见是以【yǐ】全盘否定王【wáng】安石，全面【miàn】肯定司马光，亦即“尊马抑【yì】王”为其特色的。不完全肯定说【shuō】，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【biàn】法是中【zhōng】国古代的一次【cì】重要改革活动，具有明显的【de】进步意【yì】义。变法期间生【shēng】产有所发【fā】展，财政状【zhuàng】况好转【zhuǎn】，基本上达【dá】到了富国的目的。另一【yī】方面亦【yì】指出新法在实【shí】施过程中【zhōng】给劳动人【rén】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【zēng】加了新的负担【dān】。对王安石变法与商【shāng】品经【jīng】济发展【zhǎn】的关系，也是肯定它【tā】还【hái】有【yǒu】对商品经济【jì】发展起积极影【yǐng】响【xiǎng】，又承认它对商业活动【dòng】的发【fā】展有不【bú】良【liáng】影响。

国外
　　美籍【jí】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，王安石【shí】的多【duō】项改革【gé】，涉及将当【dāng】时【shí】的中【zhōng】国进行大规模的商【shāng】业，以及数目字管理【lǐ】，但不【bú】见容【róng】于【yú】当时【shí】的官宦文化，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【wú】法取得成功【gōng】。按黄仁宇【yǔ】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【bǎ】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【qián】1000年，因【yīn】为【wéi】变【biàn】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【fǎ】律的【de】部分否【fǒu】定最初【chū】是【shì】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【de】地方，通过努力【lì】，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【qiú】，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【fāng】面造成【chéng】必【bì】要压力促其革新【xīn】，也提示朝廷【tíng】顺应多数人的要求【qiú】来进【jìn】行改革。王安【ān】石的变革思想，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【yǒu】的改革【gé】家的思【sī】想，是【shì】人类思想反抗的【de】文明成【chéng】果，正是这些【xiē】成果，使【shǐ】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。